代孕开放后会引起的问题

  不孕不育的出现不仅严重伤害了患者的身体,同时还影响了整个家庭的幸福,不孕不育是导致很多家庭没有宝宝的原因之一,生活中很多夫妻因为这个问题引发很多矛盾,这给他们的生活造成了很大的不幸,所以这个时候代孕技术的出现就显得尤为重要,但是在前几日因一篇文章引发了对代孕是否合法的争议,美国韦恩州立大学的研究者Heather Dillaway 基于美国的研究,就从性别、阶级、种族等多方面分析了代孕可能存在的问题。

  女性生育职能的贬低

  研究者分析指,代孕造成的婴儿所有权争议,体现了母亲角色的进一步碎片化。通俗地讲,以前只有“生母” 和“养母” 的分别,现在“生母” 又分成了提供卵子的“基因母亲” 和怀胎并分娩的“妊娠母亲”。案例一中,代孕者既是基因母亲,也是妊娠母亲。案例二中,代孕者只是妊娠母亲。而争议在于哪一种母亲角色是决定性的,基因母亲、妊娠母亲,哪一个更能决定孩子的归属?

  从判决结果来看,基因被赋予了更重要的地位。研究者指出,这与父权社会的结构息息相关。以往的社会学学者已经指出,在人们对基因缺乏了解时,男性一度被认为是基因的唯一提供者,是真正的创造者,而女性只是他们精子的“孵化器”。随着科学的发展,男性不得不承认女性也提供了一半基因。他们开始和女性分享一些权利,例如承认女性也“拥有” 孩子,但这绝不是因为他们意识到了女性自身的价值,而仅仅是因为女性在某些方面和他们“一样”。对于那些和他们“不一样” 的地方、他们不具备的能力,例如妊娠,他们选择了轻视。

  因此,妊娠之所以不像基因那么重要,可能只是因为它是女人才有的。但谁又能说它不重要呢?比起提供基因,妊娠母亲需要经历十月怀胎的辛苦,忍受分娩的剧痛。她的贡献不仅体现在胎儿身体的发展,也包括情绪和心理的发展。正如加州上诉庭一位对案例二判决持反对意见的法官所说:“如果没有妊娠母亲的养育,一个胎儿永远不可能成为活生生的孩子……一个希望把孩子带到世界上来的怀孕的母亲,绝不仅仅是一个容器或是一头繁殖动物”。对妊娠母亲的贬低就是对母亲角色的贬低,就是对整体女性的伤害。

  婴儿所有权的争夺

  代孕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由代孕者提供卵子且怀胎分娩,产下的孩子将拥有代孕者一半的基因;另一种则由夫妻中的妻子提供卵子,代孕者只负责怀胎分娩,产下的孩子与代孕者没有基因上的联系。

  研究者首先介绍了两起典型的由代孕引发的官司。第一起代孕发生在1985 年,一对夫妻因妻子有较高的生育风险,而丈夫希望延续血脉(他的大多数亲人都死于大屠杀),因而寻求代孕。他们与另一名已婚女性签署了代孕合同,后者需提供卵子及怀胎分娩,完成后该夫妻将向代孕者支付1 万美元。

  然而在孩子诞生后,这名代孕者却无法割舍对孩子的感情。她恳求夫妻让她把孩子接回家中小住,却迟迟没有归还。这对夫妻向警方报案,警方在四个月后将孩子从代孕者父母的家中寻回。在法庭诉讼中,预审法院判决代孕合同有效,宣布终止代孕者的家长权利。代孕者随后上诉,新泽西州高等法院认为相关行为可能涉及婴儿买卖,但承认代孕者享有作为“自然母亲” 的法律权力,虽然孩子的主要监护权将归夫妻所有,代孕者将拥有探视权。

  第二起代孕发生在1990 年,一对想拥有孩子的夫妻,因妻子患病后部分切除了子宫而寻求代孕。他们和一名女性签署了代孕合同,由这名妻子提供卵子,由代孕者怀胎和分娩。这对夫妻将向代孕者分期支付1 万美元,考虑到后者还有一个三岁的女儿,他们还将为她支付2 万美元的保险费。

  然而在合同执行过程中,这对夫妻发现代孕者隐瞒了自己曾有过数次死胎和流产的经历,而代孕者也因对方没有付足够的保险费而感到不满,并且由于出现了早产迹象,她感到自己将被抛弃。她随后写信要求该夫妻支付合约中的剩余金额,否则她就把孩子打掉。双方后分别向法院起诉,争夺孩子的所有权。在代孕者产下一名男婴后,血液鉴定显示,她与男婴没有基因关系。法院最终判决夫妻胜出,代孕者没有获得任何法律上的家长权利,包括探视权,她向加州上诉庭提起的上诉也未能改变结果。

  弱势中的弱势

  一旦代孕市场形成,市场必然会自动寻找那些最“便宜”、“好用” 的女人:穷人、黑人、第三世界的人。

  相比白人代孕者而言,黑人代孕者有着更多劣势。这不仅是因为黑人女性更容易处于贫穷、单亲或缺少法律资源,也是因为她们和孩子的差异显而易见:一名黑人女性如何声称自己是白人孩子的生母?有人会相信或同情她吗?在第二起案例中,黑人代孕者的境遇恰恰印证了这一点。可以想象的是,对于那些需要代孕者提供卵子的夫妻而言,黑人代孕者也绝不是他们的首选,种族歧视再一次被强化了。

  此外,在本国买不起代孕的人,可能会向更穷的国家购买。这些国家的女性会以更低的价格出售子宫,而且由于法律不健全,购买者面临的法律风险也会小得多。在去年叫停代孕之前,印度早已成为世界“代孕中心”,许多英国人都前去购买。对中国而言,如果对接“国际代孕市场”,一方面本国的弱势女性可能受到其他国家的剥削,另一方面国内有代孕需求的人也可能去剥削更穷国家的女性。

  需要指出的是,代孕不一定是出于自愿,而是可能遭到家人、人贩子的胁迫,越是弱势的女性遭受胁迫的可能性越大。研究者提到与两起案例同时期的另一起案例,一名20 岁的墨西哥女性被非法送到美国,只为给她丈夫的兄弟提供代孕。相比同时期美国国内代孕者的1 万美元回报,她能获得的只有1500 美元。

  富人消费穷人的身体

  除性别分析外,代孕也需要进行阶级分析。哪些人更可能成为代孕者?哪些人更可能消费代孕这项“服务”?根据美国国会技术评估办公室(OTA) 1987 年的报告,美国全国13 个代孕中心的统计显示,寻求代孕的“顾客” 往往是30 多岁或40 出头的白人已婚人士,他们中的64% 的人的家庭年收入超过5 万美元,超过半数有研究生或以上学习经历。

  在代孕者方面,OTA 于1988 年的报告显示,代孕者的平均年龄介于26 至28 岁,大约六成为已婚人士。在等候代孕的人中间,约九成为非拉美裔白人。只有不到35% 的代孕者上过大学,大多数人的家庭年收入低于3 万美元。

  在上述两个案例中,寻求代孕的夫妻和代孕者大都符合这些描述。案例一中的夫妻都曾在密歇根大学攻读博士,而他们的代孕者是一名没有完成高中学业的家庭主妇,后者靠丈夫开垃圾车的收入度日,家庭年收入仅为2.8 万美元。案例二中的代孕者是一位护士,也是一位单身母亲,因收入过低正在领取社会保障金。

  在代孕者和寻求代孕的夫妻之间,阶级差异是显而易见的。而代孕似乎打开了这样一道门,允许穷人向富人出售她们的身体。支持开放代孕的人经常提到,应该开放的是“志愿代孕”,而非“商业代孕”。但纯粹志愿的代孕有可能吗?

  根据学者Ali 和Kelley 在2008 年的调查,大部分代孕者都是真的需要钱。在两起案例中,代孕者得到的1 万美元甚至低于同时期的最低工资标准(按最低工资3.35 美元/小时计算,同等时间应获得1.49 - 1.57 万美元)。案例一中的代孕者表示,自己对不能生育的家庭抱有同情,但也希望通过获得代孕费来帮助自己的家庭。案例二中的代孕者甚至表示,当你拿出1 万美金在一些人面前挥舞,他们就会为此做任何事。

  可见,代孕或许有着助人为乐的成分,但钱仍是重要的动机。正如女权主义作家Katha Pollit 质疑的那样,如果钱没有用,为什么要付钱给代孕者?如果代孕是这样一件愉快、崇高、使人道德净化的事,难道不会有大批女人排着队来做吗?寻求代孕的人在同阶层的圈子也有不少女性朋友,为什么她们不考虑借出身体培育别人的受精卵?学者们的担心或许不无道理:代孕可能会形成一个“繁殖阶级”,由贫穷弱势的女性组成,专为他人生孩子。

  另一方面,钱也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即使付清了代孕费,案例一中的代孕者仍然不能割舍对孩子的亲情。不幸的是,当双方在法庭展开争夺,贫穷再一次成为了代孕者的原罪。寻求代孕的夫妻能够雇佣大批律师、侦探、心理学专家、社工等,而代孕者只请得起没什么经验的律师。举证过程也耐人寻味,代孕者家庭的低收入、较差的居住条件等,都被列为“不适合” 成为孩子父母的理由。而寻求代孕的夫妻是否适合为人父母呢?没人要求他们提供证据,这似乎是不证自明的。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不难看到开放代孕将面临的种种问题,但是不开放代孕对不孕不育患者内心也是一种折磨,在极烈的心情下她们就会寻找地下代孕,她们将面临着巨大的风险,代孕双方都不知道这其中会放生什么事情,所以神州中泰杭州代孕公司觉得在禁止代孕这件事情上我们的结论言之过早,应该更长远更客观的去思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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